中国是印度，还是“罗马帝国”：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，华北是上印度，华南是南印度，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……
三观毁去的过程，必是重建的过程。
这世界真是值得好好探究一下。
根据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的研究考证，西人眼中的“印度”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，泛指印度、东亚远东的一个模糊的名称。13 -15世纪，有人断断续续使用“上印度 ”这一名称来称呼中国华北地区，到了 17世纪，该名称仍旧流行。详见《“中国”和“印度”》（《学术研究》2005年第5期）。
以上述说法来看，欧洲人称呼中国为“印度”，大略起始于13世纪，而结束以印度称呼中国的时间，是在耶稣传教士来华之后，也就是17世纪以后。
1507年的地图，由马丁·瓦尔德西米勒 (Martin Waldseemüller) 和马蒂亚斯·林曼 (Matthias Ringmann) 所绘制，请见东亚中国部分
1992年，新加坡国立大学蓝丽容教授出版了《雪泥鸿爪朔数源》(Fleeting Footsteps, Tracing the Concept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)一书，充分论证了阿拉伯数字起源中国的史实，因此斩获国际数学史最高奖。
经过蓝丽蓉教授的考证，花拉子米在《算法》一书（根据乌兹别克文本同时参考俄文本译出的中译本，其实只是在大唐学习时留下的一本课堂笔记而已）中，所言能用“九个数码”表示任何数字的宏大叙事，其实就是中国算术、中国算筹。
花拉子米称：
“我看见印度人把九个符号经过任意排列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数……”
“数位从作者的右边起数，其中第一个称为个位。当用十来代替这个一并把它摆在第二位时，则它在形式上与一相似，于是他们就需要一种在形式上与‘一’相似的十，为了看得出它是十，他们在它的右边留了一个空位置并将像‘0’形式的小圈摆在这个位置上。这样他们就知道这个位置是空的。”
他在书中举了一个生成“三 二 五（325）”的例子：
“从作者的右边开始，在第一位上放置五，然后向作者的左边方向移动一位，把二十摆在第二位上，把三百摆在第三位上。
每一个数字应摆在相应的数位上，即：个位数摆在个位上，这是第一位；整十数摆在十位上，这是第二位；整百数摆在百位上，这是第三位。”
令人困惑的是，此书一直在说中国的算术、算筹，可是，却压根不提中国，只是在说看见“印度人”如何如何，这不是很奇怪么？
其实，如果知道13-17世纪，西人一直把中国称为印度，就不觉得奇怪了。
14世纪20年代，欧洲修士鄂多立克由海路东行，到达中国，他在游记中写道：
“在我东航大洋海若干天后，我来到吾人称之为上印度的著名蛮子省。”
这里的蛮子省是指南部中国，上印度的蛮子省，那不就是中国的蛮子省么？
显然，中国在他的脑海中，潜意识里就是印度。
1338-1353年，意大利人约翰·马黎诺里在教皇派遣之下率领使团抵达中国，他称中国北方为契丹，称中国南方为蛮子，又称“蛮子”为“最大印度”。
根据文献史料，当时的欧洲人称呼中国的名称多多，不仅包括“上印度”、“最大印度”等名号，有时也称中国为“东印度”、“西印度”等。
法国学者安田朴在《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》第47页写道：
“根据蒙田的判断，在16世纪末左右，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都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。但在这种关注中，……确实远不如对像发现印度——西印度（中国）那更要震动人心的事受人重视。”（第47页）
为什么说“东印度”有时也是指代中国呢？
根据林鹏、诸玄识、董并生《西方中心论批判》第2卷的考证，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地理概念中，“印度”一名正是用来指称中国的。西方人称呼中国为“印度”由来已久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在地理大发现之前，欧洲人朝思暮想、苦苦追寻的天堂，苦苦寻觅的“印度”，其实就是中国（明朝）。当时，无论是“东印度”，还是“西印度”，起初都是指代中国。
自从欧洲人知道许多精美的贸易商品源自东方后，一直想越过二道贩子阿拉伯人，与东方直接从事交易。
可是，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，又怎么会轻易把中国的信息泄露给西人呢？
无论西人怎么问，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，阿拉伯人肯定都会用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来打发他们：“这些精美的商品是从哪儿来的？呃……‘印度’。
随着贸易地不断扩大，经年累月，“印度”就成了一个高频词，“印度”也因此声名远播，西人信以为真，最后将船驶向东方，终于发现了上印度的蛮子省、南印度的广东。
而彼时的印度，尚未统一，大大小小有着数十甚至上百个小国，当达迦马发现新航线前往马六甲、并途经印度次大陆时，他将其称为“小阿拉伯半岛”。
故此，西方典籍中记载的印度，其实就是指中国。印度数字（阿拉伯数字）就是中国数字，西方典籍所记载的印度文明，便是华夏文明。
1492年10月，哥伦布到达南美洲，但是哥伦布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。意大利人Amerigo于耶元1501年首航至南美洲不久后宣布，此处并非亚洲的印度，而是一片“新大陆”。他们回到欧洲以后，Amerigo的《航海日志》被法国的洛林公爵（Duke of Lorraine）买走，后者命令修道士马丁·维尔德西姆勒（Martin Waldseemuller）根据这本《航海日志》画出新的世界地图。
马丁·维尔德西姆勒将世界地图切割成三角形，以三角形为单位，将原本球状的地球分割，以便绘制地图。
其后，经过拼接，马丁·维尔德西姆勒绘制成以下这幅地图。该地图又被称为瓦尔德泽米勒（Waldseemuller）地图，原本于1507年4月出版。
不过，该地图据说后来长期失传，一直到神父约瑟夫·费舍尔于1901年在瓦尔特一个城堡的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地图原本，才重新现世。2003年5月，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000万美元购得此图，将其放置在图书馆入口处的大厅中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将瓦尔德泽米勒所作地图列入世界历史文献遗产。
好了，介绍完这幅地图的背景，我们来看看此图上对中国的标注。
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，此图明确将中国标为了印度，并且把华北地区称为上印度（India superior）、把华南地区称为南印度（India meri donalis）。
而在上印度和南印度之间，标注的是“Cyamba Provincia Magna”。“Cyamba”就是“大中原坝”（“C”按传教士音为[z]），“Magna”为拉丁语，意即“巨大的，伟大的”。
注意，上印度之左下位置，标注着Thebet Provin（吐蕃，即西藏）。
而黄河则被标注为“山东河（fulicaudom）”。
最令人意外的是，整个中国地区，上、下、左、中，以及右下角位置，一共出现了五个十字架。
与此同时，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，甚至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地方，均无十字架标志。
原来，“十”字最早为中国甲骨文“亚”字，表示聚居处所和祭坛。
在西藏的原始苯教和后来的佛教中，十字金刚杵由四个带有莲花座的金刚杵组成，四个金刚杵的杵头从中心点向四大方位散射，象征着绝对的定力。在对须弥山进行宇宙学的描述中，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承托着物质宇宙或横在其下面。
同样，在描述坛城时，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是坛城宫不可撼动的支撑物或地基。
通常而言，还会在“十”字四角，缀上四个小“卐”字符。而万字符并不是原始苯教或佛教发明，它来源华夏先民的天文观测。
坐北朝南
所以，所谓“十字架”的原始天文含义在这里。
下图中有一个地点，标注了“lama”，程碧波教授认为应是“喇嘛”标记，因为“lama”的全文为“blama”。其中，“ma”的含义为：“对待一切众生犹如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慈悲，是慈悲至高无上的意思”。
显然，这就是汉语“妈”。
“blama”喇嘛，是对喇嘛教僧侣之尊称，为长老、上座、高僧之称号。唐三藏就被尊称为“Tangsang blama”。
“bla”就是前述“班佛”之“班”，也即“ban”。由于拼音文字拼读时对音节的划分混淆，所以“ban”被读为“ba”和“n”，即为“bla”。是故，“喇嘛”本应是“班妈”，表示有大智慧而慈悲如母亲的长老。
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与演进中，“blama”又被后人拼读为“波罗蜜”、“婆罗门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经过程碧波教授等学者的考证，发现“Ptolemy（托勒密）”居然与此相关，来源于此，而所谓的金字塔恰恰正是波罗蜜塔“Pyramid”。
前两天，无意间刷到一则视频，是某科技大V在为金字塔背书，声称金字塔是真货，俄罗斯科学家胡说，而他面对诸多质疑，却一个证据都没有列出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俄罗斯科学家还质疑中国的长城，所以，这位科学家说的内容完全不可信。
笔者当时颇为惊讶，因为俄罗斯科学家说的金字塔的事情，是有大量证据的，并且还有世界排名前三的两位材料学家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为证，而质疑中国的长城却缺乏相关证据，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论点和论题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
怛罗斯之战时，因葛逻禄临阵倒戈，导致高仙芝败走，杜环等一众随军工匠被俘。
杜环所著《经行记》中将穆罕默德（Muhammad）译作“暮门”，华夏典籍也曾将之译为“摩诃末”。“摩诃”的梵文含义是“大”，写作“Maha”，其来自中文“弥大”。
韩愈《唐故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》上有云：
“朋游益附，华问弥大”。
因此，“Muhammad”与“Banma”均为同源。而后，由“Muha”演化出“马”姓或“穆”姓。
1513年，上文提及的马丁·维尔德西姆勒（Martin Waldseemüller）又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。在1513年的地图中，对中国的称呼“上印度（India Superior）”仍然保留，但将中原坝（Cyamba）改为了“Ciamba”，向后来的“Cina”靠近了。
1507年时，中原坝还是CYAMBA
1513年时，中原坝CYAMBA变成了右下角那个Ciamba
此时，原来标注为lama的位置，变成了“tholoma”，姑且翻译为“（大）罗马”。
据称是1514的现代版完整的全世界地图，绘图者欧龙斯·费恩（Oronce Finé，1494–1555 年）是巴黎皇家学院（今法兰西学院）的首任数学系主任，也是法国最早从事地图绘制的学者之一。
1514年的这幅地图原名Nova, et integra universi orbis descriptio
在这幅地图中（从北极上空的俯视图），中国也被称为Ciamba，而旁边就是大罗马（Tholoma）。此外，在亚洲ASIA的A和S之间，也横空出现了一个Toloma。这个位置看起来很像是吐蕃（西藏）的方位。
此时，左边有个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标“Parias”，即巴黎。
1538年，墨卡托地图，如下，也是北极上空的俯视图。
墨卡托（Gerardus Mercator，1512-1594年）是弗兰德斯（今比利时）著名的地理学与制图学家，它是当时低地国家（荷兰和比利时）制图学的代表人物。墨卡托的地理知识大多来自于丰厚的藏书。
在墨卡托地图中，华中地区中原坝也被改称为Ciamba，而Tholoman出现在了吐蕃（西藏）以西的位置。
大罗马Tholoma、Toloma在被不断西移。
1566年全球地图，东亚部分。
此时的华中地区中原坝“Ciamba”已经转音，变为了“Simba”。有意思的是，以前从未出现的希腊（SINAR），横空出现在了本土最上方。
“Tholoma（大罗马）”则位于“SINAR”（希腊）和“Siamba”（中原坝）之间。
上印度（华北地区）摇身一变，成了SINAR（希腊）？
不仅如此，南中国海、南中国也变成了SINARUM、SINA。
卫匡国《中国文法》之后不久，著名的《中国哲学家孔子》(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)1687年于巴黎面世；
1687年，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《中国贤哲孔子》(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)一书。
雷孝思(Régis)所翻译的《易经:中国最古之书》将“中国的”也称为“Sinarum”。
原来，中国在西人眼中，还是SINAR（希腊）。
除此之外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1897年，共济会曾刊印出版一份文件“The secret scocieties of all ages and countries”，上面赫然写有Roma（China）的表述：
“The Order was said to have been brought by a Chinese mandarin (a Jesuit missionary?) to England, it being in great repute in China (Rome), and to possess extraordinary secrets.”
本想把后面的具体页面也贴出来的，无奈电脑卡了半天，PDF打开太慢，一共369页，应该在有关英国和中国的条目下，今天太累了，下次找到截图再发吧。
由此可见，真正的罗马帝国其实也是暗指中国，而不是坤图上的罗马小城、罗马小村。
搞了半天，罗马帝国的故事版本是中国，是大明。
程碧波教授特别指出，此时的传教士已经修改完西域语音，“Rome”已经可发汉语音“罗马”。
1572年全球地图Mappamondo，紧邻吐蕃（Tipura）上方的仍是大罗马（Toloman），中原已经完全写为“China”。
18世纪以后，现今印度出现了包括著名的《梨俱吠陀》在内的各种吠陀经的写本，到了19世纪，由欧洲人第一次将之刊印成册。而在其中的两部经文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中，首次出现了对中国的称呼：cina（梵文）。